三星手机在华节节败退,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冬天

本文来自连线家,三星在中国市场份额的顶峰是2013年,也就是说从五年前开始,三星的中国市场份额就一直在下降。

过去一段时间,小米、华为、OV争相报告自己在国内手机市场的份额又进一步增加了,并且为此多次打起了口水仗。

但是在这种争论的背后,却很少有人有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手机市场去年第一次出现停滞以至于负增长的局面当中,这些手机厂商的份额,都是从哪个厂商的身上夺来的?

如今答案已经揭晓,就是三星。

似乎三星在我们的眼中,仍是一个隐形的庞然大物;更不用说以全球总出货量计算,三星依然居全球手机厂商的前列。所以,我们看到去年4季度三星手机在华份额已经不足1%的时候,内心才会有如此大的波澜。

翻看过去比较长的时间段的份额数据,我们会发现,三星在中国市场份额的顶峰是2013年,也就是说从五年前开始,三星的中国市场份额就一直在下降。

但是在这5年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季度,让三星在中国的整体手机策略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航通社(ID:lifeissohappy)认为,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决定了三星手机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的结局。

这个神奇的季度,就是2016年第四季度。在这个对三星格外寒冷的冬天里,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三星Galaxy Note 7的爆炸,

第二件是时任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韩国检方调查,

第三件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大陆执行长达约一年的“限韩令”。

Galaxy Note 7的爆炸

三星Galaxy Note 7三星电子于2016年推出的旗舰机型,此代机型发布时,三星将S系列与Note系列版本统一,同一年推出同一世代两款手机。

然而,Note 7在世界各地连番引发爆炸事故,三星最终决定放弃该产品并全面召回。这一事件为三星业绩,以至韩国经济造成连锁影响。

Note 7在预售版手机8月19日发货之后立刻就出现了爆炸事故,随后三星宣布召回第一批机型,该系列机型立刻被全球航空公司禁止带上飞机。

但召回行动一开始在全球唯独不包含中国。三星声称在中国发售的Note 7采用了不同的电池厂商,而不会发生爆炸,拒绝在中国召回第一代Note 7。

9月18日,一台国行版一代Note 7手机爆炸。三星电子称该产品损坏是因外部加热导致,与电池无直接关系,继续拒绝召回。

这难道是说中国消费者好欺负?9月21日,深圳消协就此事发函质询,同时要求三星中国10日内正面回应。后来,三星召回了“经特别管道”流入中国大陆地区的1800多部“疑虑版本”,权当回应。

三星将剩余Note 7的电池改由另一家厂商供应,并命名为“安全版”。然而,9月26日,又有一位中国用户“不老的老回”的国行三星Note 7手机“安全版”也发生了爆炸。三星再度声称是用户操作不当所致,引来网民不满。

最后,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安全版”Note 7爆炸个案,并经中国官方一再要求后,三星才宣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停售和召回措施。但是三星还想着在韩国的地方法院,对中国大陆最早宣布手机爆炸的两名消费者进行起诉。

前前后后的行为,让中国的广大消费者和社会舆论愤怒,觉得三星不把中国的消费者当人。当时的众多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三星手机的信心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航通社(ID:lifeissohappy)曾经在《你根本不懂中国:三星应该召回每一台中国区Note 7》中写道:

“三星几乎在全球主要市场都进行了产品召回,唯独欠了中国用户一个‘交代’……是中国不算‘全球’,还是中国消费者不算‘客户’?”

“不老的老回”此后以社交媒体作为阵地,坚持质疑三星手机并直播其起诉三星等过程。2016年10月底,“不老的老回”发布了一张三星石家庄订货会上中国区管理层集体下跪的照片。三星马上回应说是韩国高管先下跪,中国高管回礼,但此事还是造成了一定舆论冲击。

“不老的老回”作为国行Note 7电池爆炸事件受害者的一个代表继续与三星抗争,这件事在全体中国手机消费者当中,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但对三星手机本来针对性营销的中高端用户群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三星的中端C和低端J系列机型,与国内性价比更高的产品相比很难说有竞争力。S和Note系列本来针对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懂机器的用户,这也体现在产品定价上。所以,更可能购买的群体对手机数码有更多了解,愿意在上面花更多钱,而这些用户碰巧多看知乎,刷微博,都知道这个“不老的老回”。

即使低端用户三星仍想争取,但在同期小米以“性价比”、“新国货”做口号,OV以“自拍”,“逆光也清晰”作为卖点,华为有“徕卡”助阵等情况下,社会大众对三星手机的认知却停留在“爆炸”,“Boom7”上。不拿这个说事的,也会说“降价快”,“卡”。

当时,在腾讯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逆战》中,出现了一款“会爆炸的手机”,品牌被恶搞成“SANBOMB”。三星法律顾问一度称要采取行动,但未果。

图/微博 @熊本科技

雪上加霜的是,三星还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就是与中国电信定制的W系列翻盖智能机,售价都在万元以上。这个系列后来就独立出来,高亮显示产品宣传语“心系天下”,但依然保持由三星生产。

从2016年底开始差不多一年时间里,空姐广播及机场提示板都会提示用户,禁止将三星Note 7手机带上飞机。联想到机上杂志都是像8848手机、小罐茶这样的广告,就能明白这一段安全提示对于三星品牌在高端富人群体当中的认知,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Galaxy Note 7的爆炸事件,重挫了三星手机在中国消费者中的口碑,同时为三星手机留下了一个“爆炸”的坏名声。

李在镕被调查

三星电子是韩国最重要的一个财阀,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以至于韩国被人称为“三星共和国”。这样的财阀和三星和韩国政府之间是必然会产生联系的,因此在2016年震撼韩国全国的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当中,三星不可能不被卷入其中。

2016年底,李在镕因牵涉朴槿惠的政治丑闻而被调查。2017年2月17日,李在镕遭到“亲信门”丑闻特别检查组逮捕,2月28日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正式起诉。

2017年8月2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李在镕贪腐等罪名成立,刑期5年。2018年2月5日,首尔高等法院改判2年6个月,但缓刑4年,入狱353天的李在镕当庭获释。

特检组在一审中主张,李在镕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亲信崔顺实承诺和实际贿赂433亿韩元(约2.5亿元人民币)。三星集团还涉嫌以培养马术选手的名义,向崔顺实控制的一个德国团体提供资金,供崔顺实的女儿使用等。

正是通过三星赞助崔顺实女儿郑宥拉的马术训练,让她在亚运会获奖并由此保送进入梨花女子大学,引发学生不满,才开启了朴槿惠亲信干政风波被揭开的序幕。

图/维基百科

在正式入狱前持续大半年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李在镕一直保留三星电子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但是调查进程毫无疑问会干扰到三星目前的经营策略制定。

假设李在镕能行使全部的职权的话,那么在Note 7被召回的这段时间,说不准三星挽救市场信心的措施会更有章法一些。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段时间内,苹果发布了换代意义的智能手机iPhone X,三星则是以S9作为回应。然而这款机型和S8外观基本上没有区别,只在内部功能上做了改进。而这也让三星在2017年国产手机进入“全面屏”的时代中再次失声。

近日有消息称,针对中国消费者及中国手机市场跟随苹果设计的情况,三星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新改款机型在工信部露脸,其摄像头从三星典型的方块样式,改为了像iPhone一样的双摄像头横向排列。似乎三星试图用这种仿照iPhone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挽回中国消费者。

S9众多新改进当中,相对可能最吸引人的还是摄像头的硬件配置。而这无论如何也有吃自己过去技术老本的嫌疑。航通社(ID:lifeissohappy)在《三星新旗舰主打 AR 表情,为啥我认为这个功能会失败》中写道: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三星是否通过某种途径,事先知道苹果正在开发Animoji,也不知道三星自己的这个AR Emoji开发的周期是多长。但是,成品中带给人一种赶鸭子上架的痕迹。”

高管卷入崔顺实案被调查,使得三星电子一段时间的运营规律被打乱,面对在全球的手机份额收缩一时乱了阵脚,也导致三星新机型可能错失了进行更大幅度创新的机会。

“限韩令”

限韩令的起因是朴槿惠执政时期的一个遗产,就是向美国购买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现在还不知道部署萨德到底是朴槿惠本人的意愿,是美国的干预,还是受到了崔顺实的指使。但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已经形成。

2016年8月4日,《首尔经济日报》在其报道中称,中国广电总局的对韩娱的禁令包含:禁止韩国团体来到中国演出;停止新的韩国文化产业公司投资;停止韩国偶像团体面向1万名以上观众演出;禁止新签韩国电视剧、综艺节目合作项目;禁止韩国演员出演电视剧在电视台播放等多项规定的措施已经传达到各电视台,并要求在9月1日开始实施。

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公开承认过“限韩令”的存在。然而从2016年夏天开始,韩国艺人在华活动确实陷入停顿。不仅如此,中国旅行社纷纷取消韩国游产品;《人民日报》、新华社曾发文批评为萨德让出土地的韩国乐天集团,称“中国不欢迎(乐天)”。

受此影响,在中国各地的“乐天玛特”超市,纷纷因为一些消防安全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被排查,引发了该超市最终在中国基本退出运营的局面。

航通社(ID:lifeissohappy)曾到过位于北京酒仙桥的总部超市,发现该超市只剩下一点点存货,原来高达三层的商场,现在二层和三层大多数灯光关闭,行走于空旷的货架之间,如同鬼城一般。

在河北省另一家“乐天玛特”超市,不仅超市本身已经关停,顶层一家电影院还保留着之前的横幅广告:“新东北影城隶属于沈阳电影集团公司,国有企业,民族品牌!”似乎想极力撇清自己的“新东北”同“韩国”的关系。

图/微博 @燕郊大侠拎壶冲

说句实话,虽然在“限韩令”时期,因为消防问题查乐天玛特得到了一时爽快,但是看到美国人用几乎类似的手段,“只因为”中兴35名涉事人员没有及时扣奖金而处罚的时候,不知道连在一起看我们会作何感想?

到2017年5月,韩国文在寅新政府成立,“限韩令”首次出现松动的迹象。但直到2017年11月,在越南APEC峰会中,中韩两国首脑才进行了会谈,协议中韩将在所有领域恢复正常的交流和协作。

在这段时间内,原本采用韩国明星代言的oppo和vivo手机都换回了国内的代言人,也让TFBOYS、鹿晗等头部资源在中国的利用率飙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替代品。

至于本身就是韩国产品的三星手机,更是疑似因为这个原因,而失去了在中国各地的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上露脸的机会,虽然还能在公交灯箱等地方投放广告。至今我们也还没看到三星在旗舰产品上启用明星、鲜肉代言。

此外,就连苹果都开通了官方微信,并以《三分钟》短片等形态,在社交网络营销上颇为显眼。这更加凸显了三星在近一两年营销力度的薄弱。

三星把S9中国发布会地址选在了广州海心沙,并且在广州的天河城购物中心设置了一个体验店。这可能是考虑到珠三角人民的生活娱乐,受到邻近香港的影响更多,而三星在香港的宣传攻势丝毫不减。香港同样受到Note 7爆炸对口碑的波及,而香港现在的推广态势,可以作为不带“限韩令”的“对照组”看待。

由此,三星不得不对线下渠道施加更大压力,在与其他国产厂商砸补贴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下,地方渠道商纷纷转换阵地,改卖国产手机,使得三星原本的线下渠道也遭受打击。而三星的线上渠道历史上相对就比较弱势,2017年进一步的与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并未立竿见影地体现在销量增长上。

结论

航通社(ID:lifeissohappy)认为,总的来说,在2016年最后的3个月,三星手机在中国的销售被三件事所影响。

Galaxy Note 7的爆炸事件,重挫了三星手机在中国消费者中的口碑,同时留下了“爆炸”的坏名声。

高管被调查,使三星电子一段时间的运营规律被打乱,面对在全球的手机份额收缩一时乱了阵脚。

限韩令则让三星手机失去了在中国各地投放广告,占领用户心智的机会。

以上这些都为三星手机在华份额出现断崖式下跌做了主要“贡献”。相比之下,三星同款机型中外用料差异,以及操作系统优化,AI新功能开发进度等问题,则是更次要的。

现在,三星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对中国市场加大赌注的选择。现在的国产手机用广告来占领的位置其实并不稳固,三星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个份额也可以同样用广告打下来。只不过,这样做对三星来说是否值得?

在 Note 7 事件中,三星展示出的对中国用户的傲慢和区别对待,在对此事仍有记忆的中国用户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加之三星营销偏向中高端,这些用户恐怕比单纯的投放广告就能就范的用户更“不好忽悠”。

另一方面,“限韩令”让三星等韩国企业看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投资可靠性上的不稳固。韩国跟中国并非传统友好邻邦。一旦双方在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传导到两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上,这将会使得他们对于在对方国家投资更加顾虑重重。

加之,那种认为中国市场是外企绝对不能放弃的大饼的论调,也可能正在发生改变。

2017年是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一次遭遇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年份,这意味着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接近饱和的水平,接下来只能在这些人的身上进行充分的深耕开发,由增量市场回到存量市场。

今后不管是手机厂商还是应用厂商,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只会比以前更激烈。三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不计成本对中国市场投入,可能真的是得不偿失。

三星的经营者应该正在考虑实际放弃中国市场,并且将工作重心转到印度的可能性。三星在印度市场现在仍有统治地位,但是已经被小米追了上来。两者在印度的份额已经持平。即便如此,如果把同样的预算和经费,在投到印度和投到中国之间做选择的话,恐怕给印度能收获更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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