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停火”,但中兴真的可以涅槃重生吗?

本文来自连线家,中兴只是个例,但问题却是共通的,在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下,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上周,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称,中美就解决中兴通讯公司问题的大致路径达成一致,美国将取消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根据讨论的协议维持其业务。不过不到一天,特朗普又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一波三折的推进过程,依然不能令中兴高悬的心就此落地。

但据《财经》消息称,5月19日中兴通讯生产线上的部分管理者,已经收到为复工做准备的通知。问题解决虽尚未一锤定音,但已经朝好的方向发展。只是禁令解除后,中兴能从这场飞来横祸中迅速恢复气力吗?真正的后遗症可能在于技术短板的暴露。

大国较量难以预测,但仅从商业角度考量,中兴这堂课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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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之后,中兴将面临什么?

禁令解除是中兴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最终以什么代价和形式达成这一目标,还要看两国斡旋。在中兴看来,禁令一旦解除,业务线恢复之后公司便能快速归队,只是这次的牺牲不可能不影响中兴这一年的运转。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由于华盛顿禁止美国公司向电中兴通讯销售元件,中兴通讯这些天的损失估计至少2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亿美元)。按照这个数字,不算上未知的天价“勒索”,大致接近中兴一个季度的营收,4月份中兴通讯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Q1营收为288.8亿元。

而且就目前的消息来讲,中兴很难逃脱罚款,因为当初的违约涉及到执法问题,很大程度上不能算是贸易战谈判的筹码。换句话说,如果罚款避免不了,中兴的损失将会更大,严重拖累一年的业绩。当然这些损失并不会损害中兴的正常运转,毕竟作为“悲情英雄”,背后还有团结一致的政府和纳税人。

在禁令面前,或许能直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算是小问题,可这场风波还给中兴带来了一些隐患,将影响公司的未来发展。

一方面,中兴在这场尚未完全开打的国家战争中的脆弱性,和夹杂在两国之间随时面临的风险,会使中兴的供应商与客户重新评估这段业务关系。

即使禁令解除、中兴一切恢复正常,这次风波也在中兴的产业链上插上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影响其业务复原。也许国内的公司不至于会落井下石,但国外就没有这么多限制了,目前澳洲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和非洲最大电信运营商,都已经停止销售中兴通讯手机,前者也在积极寻找代替者。

而另一方面,有消息称,解除禁令的另一个代价很可能是,中兴通讯将被迫对管理层、董事会席位进行重大调整,甚至不排除向中兴派驻监察官员。这些举动是为了确保中兴的合规性,可处在本国利益的考量下,来自美国的监察反而有可能加速冲突,从商业角度来讲,这继续增加了与中兴合作的不确定性因素。

因而,中兴的危机很难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结束而立马翻篇。

中兴无法自救不能让中国芯背锅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中兴的应对表现颇为镇定和坦诚,一面向员工通报事件进展,一面积极配合沟通和调查,侯为贵的现身更是展现出一种责任。如今中兴迎来转机,幸免于难固然值得庆幸,只是回过头再看这一个多月的生死时速,被别国一纸禁令锁死的无力感,难免令人心惊。

尤其是中兴一直作为国家高科技企业的代表,所谓世界十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全球第四大手机生产制造商、中国大陆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这些头衔看似走在了技术的前沿,可被打了之后才发觉骨子里还是外强中干。这虽然是国家缺“芯”的大环境所决定,可公司业务严重依赖美国技术早已不是一天两天,对这个风险的习以为常和漠视,就像温水煮青蛙,使得危险一旦来临,任何临时性自救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这或许才是中兴危机过后该反思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单纯由国家芯片技术和产业的落后来背锅。

两国贸易战之所以对企业影响深远,在于其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无差别地进行攻击,但根据公司不同情况,受到的损失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如果禁止对方产品进入本土,那对不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公司来说就无足轻重。可中美交锋还尚未深入,中兴已然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技术命门固然是根本,可这么多年对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而无从应对的中兴,何尝不是一种战略失误?在核心业务无法运转之后,中兴连勉强为其输血的其它业务都没有,这是不是说明公司缺乏减小风险的长远布局观念?

长期以来,中兴通讯形成了三大业务为支撑的营收局面,其中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共占据90%以上的营收,而这两者不仅在核心技术上严重受制于美国,而且美国市场对其也弥足轻重。这种情形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是危险讯号,尤其是中兴这种早就徘徊于中美之间的企业来讲,可事实是,中兴既难以短时间内补足技术短板,也没从业务构架上尽量分散风险。

相比之下,富士康虽然离不开苹果,可很久之前就已经从培养自有品牌开始,着手“去苹果化”,快递公司也在想方设法减少对电商平台的依赖,中兴即使绕不开美国的技术支持,也应该从他处着手,未雨绸缪,而不至于现在像个靶子一样,一击即中。

很多人拿联想作为华为的反面,其实更具可比性的应该是中兴,业务的高度重叠使得两者一开始就相互较量而行,可结果却有些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中兴内部的问题。

中兴式企业的沉思

如果不是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攻击重点,在外界看来,中兴虽然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在通信设备领域的地位依旧可以令其雄踞一方、富而安稳。可没想到一纸禁令彻底暴露了公司的尴尬之处:营收强如巨头,关键性技术却“一穷二白”,而这种外强中干的状态,其实是国内很多公司的写照。

先看看中兴,近几年的营收都在千亿元大关左右,而且运营商网络业务依旧稳固,但在这种业务体量的背后是公司难堪的盈利能力。2016年,净利润亏损达23.6亿元,较2015年的32.07亿元相比下降了173.49%,是上市20年来的第二次亏损。即使不亏损的年份,中兴的净利润也不是很高,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约45.54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兴每年从政府获得补助金额,在净利润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2016年收到的政府补助为26.34亿元,但当年中兴却亏损了23.6亿元,也就是说,没有这部分补助,中兴一年亏损约50亿元。长江商学院某教授通过对中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发现过去十年中兴的税前利润为262.2亿元,而其中来自政府补贴和各种退税,就高达180多亿,占比利润68.98%。

很明显,中兴财务报表上显示的盈利能力还要大打折扣,可以稍作对比,小米是出了名的净利率低,其2017年营收1146亿元、净利润则为54亿,而中兴抛开政府补助之后,净利润却完全不如小米。

由此可以看出,借助坚强的后盾,在国内很多公司看似发展得风生水起,可一旦遭遇外界打击,才发现技术命门还是掌握在他国手里,这是一种通病,甚至蔓延到更多新兴产业,比如人工智能。

以科大讯飞为例,其每年很大部分收入也是靠政府补贴。相关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6年,科大讯飞净利润共21.34亿元,当中有超过1/4源自政府补贴,并且最近几年收到的政府补贴大体呈攀升态势。更关键的是,从科大讯飞的营收状况看,公司几乎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地方采购。

靠着人工智能的概念和政府资源的倾斜,科大讯飞在业内似乎没有任何敌手,可未来进入到更自由、激烈的竞争市场,它的竞争力能有多大,是最该质疑的问题。

不管是落后产业、技术提速还是抓住未来技术发展趋势,拿市场换技术,或是国家斥巨资鼎力支持,似乎都应该重新审视其有效性。

中兴只是个例,但问题却是共通的,在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下,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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