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马云的阿里,还要仍持续看好吗?

本文来自连线家,合伙人通常是阿里的股东,也都是业务部门的核心管理者。随着80后走上管理层,现在有两位“80后”合伙人——天猫技术负责人吴泽明和蚂蚁金服副CTO胡喜,而第一个85后的新合伙人,很可能是淘宝CEO蒋凡。

万里功名莫放休,因一项指控声望跌到冰点后,刘强东不想走也不能走,京东发布的公告说,刘先生“将继续领导公司”。

八千里路云和月,马云不想留,在阿里录得20年赫赫功名,马云却主动交棒,要传承给下一代领导人。

去留之间,颇有趣味。

与其说刘强东不离开京东,不如说京东离不开刘强东;而马云离开一线退守幕后,因为马云之后,还有张勇等一批良将————离开了马云的阿里,会怎样?

时机与传承:社会化企业必选项

2013年,把CEO职位交接给陆兆禧,随后传承给张勇;而董事局主席一职,也将在明年此时,彻底交棒给张勇。

马云的离开,是一场筹划十年的“阳谋”。

两次主动交接,不管是上次的2013年,还是现在的2018年,都是阿里业务高速发展,机体健康运营之时,马云放心地挂帅而去。

相比五年前,阿里的市值翻了四五倍,今天的阿里从移动互联到万物互联、从商业公司到科技公司、从平台到经济体,电商、云计算、金融、物流、娱乐、社交、地图等等,它通过复杂的业务体系,构建了足够宽广的护城河———这是阿里最好的时候,这也是最适合交接之时。

为何是传承,而非“继承”?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继承者很多是二代或者三代。和阿里同居一城的娃哈哈,二代宗馥莉是创始人宗庆后钦定的继承者;哪怕上市后被冠以“公众公司”之名,家族传承依然还是很多民企的首选项,有统计显示,仅2016年,就有70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职位,由父辈传递给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比如新希望等。

但马云选择了传承——阿里不做家族企业,传承是马云和阿里的初心,也是必选项,因为相比于前述可以“家天下”的商业公司,阿里,更是一家社会型企业。

2018财年,阿里的GMV总额破4.82万亿元人民币,如果阿里是一个省份,它将排名第五,高居人口大省河南之前。它的GMV在全球也超过了近200个国家的GDP,比如瑞典、泰国等等。

接任者张勇已经定下了新目标:阿里巴巴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GMV达1万亿美元,远景目标是到2036年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1000万盈利小企业、创造1亿就业机会。

一个已经与外部社会紧密耦合、不可分割的社会性企业,一方面,抗风险能力极强,一城一池的得失,不会动摇其根基。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其一举一动,影响广泛,社会对其公司的容错度很小。

因此,阿里必须通过机制化建设,挑选最好的管理者和继任者———因为业务复杂,所以阿里不倾向于直接外聘职业经理人,后者难以快速厘清、梳理、管理好阿里。

既然CEO和董事局主席必然在内部选出,就要建立一整套的传承机制,所以,马云在公开信中,说“传承”不说退休。

制度保障:解码合伙人制度

作为一家价值观驱动的高科技公司,马云不懂技术,也写不了代码,其之于阿里的最大价值就是文化和战略。

马云之后的“接任者”,如何传承阿里的价值观?秘钥就是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在公开信中,马云说,“单纯靠人或制度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制度和人、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能让公司健康持久发展。”

不妨来复盘下阿里十年前创立的合伙人制度——为了保留这个制度,阿里甚至放弃了在心仪已久的香港上市,当然,在错失阿里三四年后,港交所已经放弃了对同股同权的坚持。

阿里独创的合伙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美国的议会,对股东、董事会、合伙人三大权力和管理主体进行平衡和制约。

尽管阿里的高管团队,只持有少数股份,但是在阿里,合伙人拥有半数董事的提名权。而通过提名半数以上的董事,持有少数股权的合伙人间接控制了董事会,继而就能任命包括CEO在内的管理团队。

这种提名权同样受到制约,得到提名的董事是否能够就任,决定权还在股东大会。如果股东大会否决了提名,合伙人就必须提交新的提名。

归根结底,在内部,合伙人的重要使命有两个,第一个是选出最合适的未来领导人;第二限制未来领导人做出愚蠢决定。

而在外部,合伙人制度,则能让阿里可以不理会短视的华尔街,“最核心的就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短期压力”,马云和曾鸣曾用这个理由说服了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所以,合伙人制度,是马云离开之后,能源源不断产出“张勇”的机制保障,马云只有一个,但“张勇们”必须随时候补在线。

能否保证后继者都有堪比张勇的能力,就要看合伙人的集体决策能力。

能够荣膺合伙人角色的,都是公司业务的核心管理者。从趋势来看,合伙人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已增至36位。阿里巴巴前参谋长曾鸣曾透露,阿里合伙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进来,未来人数可能达到两三百人。

但也有例外,比如,2013年阿里曾有28名合伙人,但到了2014年公布招股书时,就只有27名合伙人了。

合伙人通常是阿里的股东,也都是业务部门的核心管理者。随着80后走上管理层,现在有两位“80后”合伙人——天猫技术负责人吴泽明和蚂蚁金服副CTO胡喜,而第一个85后的新合伙人,很可能是淘宝CEO蒋凡。

合伙人本身的选举也比较严格,去年曾有高管得到了候选资格,但是最终没有入选合伙人,也曾有高管因为离职等原因退出合伙人。

总之,合伙人制度,正是马云可以放手的制度保障。

离任了董事局主席,不离开阿里

一年后,马云将离任董事局主席,但马云并没离开阿里——阿里的官方通稿略显煽情的说,“马云始终是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凝聚者,始终是阿里巴巴使命、愿景、价值观最忠实的守护者和宣导者。”

此言不虚,以马云在阿里体系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马云在不在位其实影响不大——马云只有一个。

马云可以归来,但马云最好无需归来——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阿里,可能不需要马云再度归来,只有一个遭遇重大变故、生死关头的阿里,才需要马云重新回归,力挽狂澜,比如柳传志之于联想,侯为贵之于中兴。

但哪怕离任之后,身为000001号员工,身为合伙人,身为董事会成员,没有人会否认,马云依然在关键事宜上,可以施加影响力——要不要施加,权且看马云取舍。

而对于阿里这样的社会型企业,马云退守一线之外,把角色从“企业人”转移到“社会人”,可能反而更有利于阿里的发展——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他们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内部,可能还来住外部宏观环境和监管新政等等,比如,最近腾讯股价大跌,可能是受损于严苛的游戏新政,而滴滴连续两起少女被害案,也让其在严苛监管和汹汹舆论下,不得不把增长的目标放到次优位置——身在阿里之外,马云对宏观大势、科技风口的把握,也许能够更精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马云之所以能够舍得,也是因为他找到可以实现更大价值的新角色,马云的价值过去通过阿里这一商业实体变现,现在则可以外化到宏观环境——乡村教师代言人、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乡村教师代言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联合国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联合国世界妇女峰会联席会议联合主席等。

而很多坚决不放手,坚持二代三代继承的企业家们,并没有在企业之外,找到更能发挥价值的“社会人”角色。

反过来说,作为一个逐渐全球化的社会型企业,阿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个更好的中国和全球,未必有一个更好的阿里,但一个更坏的中国和全球,必然不会孵化一个前景光明的阿里。

离开了马云的阿里会更好吗?既然马云早晚都要离开这家梦想102年的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晚一天就不如早一天,马云说过:“我的信念就是未雨绸缪,我们必须现在就得做好准备。”

既然马云把盖茨视为标杆,不妨也参考下比尔盖茨离开后,微软的变化————过去十年间,微软的市值增加二十倍以上,也是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唯一一家十年间始终留在Top10榜单中的高科技公司。

现在的Top10榜单上,阿里紧随微软之后,相比于5年前马云刚刚退任CEO时,其市值也翻了四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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