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辽宁银保监局发布了关于2022年下半年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显示，盛京银行以1047件投诉量成为辽宁省辖区内（不含大连市）被投诉数量最高的银行业机构。其中，信用卡业务是盛京银行被投诉的重灾区，投诉原因或包括但不限于虚假宣传、暴力催收、捆绑销售。

此前，盛京银行与恒大“分手”时市面上就有观点提出，325.96亿元的资金如不能按时收回，或将对盛京银行的正常运营产生极大影响，甚至还存在着无辜客户被强行分担风险的可能。

如今，盛京银行又被爆出如此多的负面投诉，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恒大事件是否已经影响到了盛京银行的正常运营？盛京银行投诉量飙升的背后，是否受到了恒大事件的拖累？

一、盛京银行“撩”完就走，信用卡用户有苦难申？

通报显示，2022年下半年辽宁省辖区内（不含大连市）城商行及民营银行投诉呈现件数为1384件，仅盛京银行就有1047件，占比达到了75.65%，较2021年同期410件同比增长了155%。

具体来看，与盛京银行同为辽宁省上市银行的锦州银行，同期投诉量仅为41件；2022年下半年辽宁市辖区内（不含大连市）投诉量排名第二的城商行振兴银行，投诉量也并未过百，仅为97件。

对比中见真章，盛京银行1047件投诉属实扎眼。若再结合辽宁银保监局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投诉情况，盛京银行2022年全年以1619件的投诉量遥遥领先同行。

盛京银行之所以会被“广为投诉”，离不开其信用卡业务的“大力支持”，其全年1619件投诉量中有1026件是与信用卡有关的投诉，结合黑猫投诉可以总结出，投诉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虚假宣传、软暴力催收、捆绑销售、疫情期间个性化分期沟通不畅。盛京银行信用卡业务之所以会被如此多消费者投诉，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信用卡业务增长速度过快，底层保障体系或许不健全。

盛京银行信用卡中心自2015年10月成立至2018年止，整体表现一般，信用卡贷款余额在发放的贷款和垫款总额中的占比大致在0.2%—0.3%之间。然而到了2019年，盛京银行或是为了优化贷款投向、增加创收，大力发展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业务余额占比快速飙升至0.8%。

值得注意的是，若只是沿用此前的信用卡申请体系，申卡人数激增无非是加大了业务员的工作成本。但盛京银行或是为了一步到位，先后在不同城市设立了12个信用卡分部，并联合京东金融、海南航空、途虎养车等机构发布了联名卡，申卡产品包括白金卡、车主信用卡、萌卡、靓卡等多个类型，实现了信用卡申请全方位获客方式的“大跃进”，这无疑会对盛京银行信用卡的底层保障体系的健全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打个比方，如果把2019年之前盛京银行的信用卡申请模式称之为自营模式，那么2019年之后则为自营+加盟模式，模式的不同自然会在部分细节上产生差异，需要新的底层保障体系贯穿全局。一旦运营不当或者出现漏洞，自然会造成持卡用户的体验降级，且银行向来是强势单位，这一不良体验会被进一步放大。

或许是受盛京银行信用卡风评日益趋下的影响，其信用卡业务的增速已经放缓。截至2022年上半年，盛京银行信用卡交易额较2021年同期减少0.9%至195.02亿元。

其次，高管层变动、核心业务承压，或也分散了盛京银行的精力。

事实上，信用卡业务投诉过多的消息盛京银行并非不知晓，从2020年开始，盛京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量增长的态势就已经出现。但盛京银行或许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贷款和垫款总额占比仅在1%左右的信用卡业务上：

一是高管人事频繁变动。2019年原董事长张启阳辞任，由副董事长邱火发接任职务；2022年，兼任盛银消金董事长的张珺，连同另外两名董事倪国巨、姜策，以及股东监事潘文戈，因为上半年业绩表现不佳，在5月份先后辞任了各自在盛京银行的职务。日前，盛京银行董事长再次发生变动，沈国勇接任了邱发火的董事长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张启阳和邱火发都有在恒大集团担任过副总裁一职，而沈国勇的履历则相对“清白”，接任盛京银行董事长之前担任的职位大都与银行相关。

二是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为代表的贷款行业才是盛京银行的盈利大头之一，尤其是恒大事件关系到盛京银行的基本盘与未来，如何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调整、提振这三大行业的业务或才是盛京银行重心，并与恒大顺利完成切割才是其当下的重心。

以此来看，如果与信用卡有关的投诉再次飙升，盛京银行是否有精力去完善信用卡底层保障体系，也尚未可知。

二、内忧与成长潜力挑战共存

或许站在盛京银行的高管乃至底层工作人员角度来说，信用卡及广大储户利益受损也非其所愿，盛京银行之所以会陷入当下的困境，主要源于与恒大绑定过深。

根据天眼查APP显示，盛京银行的前身是沈阳市商业银行，2007年2月更名为盛京银行，并于2014年12月29日上市成功。自此，盛京银行开始与恒大集团结下了“孽缘”。

2016年，恒大先是通过恒大南昌入股成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后又以类似的方式斥资132亿元认购了盛京银行发行的22亿股内资股，成单一最大股东。在两者“蜜月”期间，盛京银行的两任董事长张启阳、邱发火，均在卸任前后在恒大集团内担任过副总裁一职。

深度“联姻”之后，两者在业务上的往来更加“推心置腹”。

根据中国恒大于2022年11月1日发布的公告可知，盛京银行向法院起诉子公司恒大集团，追讨2020-2021年期间向恒大集团提供的借款，合计人民币325.96亿元。恒大集团持有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0.96%股（折合注册资本约21.18亿元），将其中的30.99%股权向盛京银行提供质押担保（折注册资本16.02亿元）。

然而随着恒大的暴雷，两者的关系也开始分崩离析，于是也有了上述的起诉，盛京银行在法院的支持下获得了可拍卖、变卖质押股权、对所得价款在担保的325.95亿元范围内优先受偿等一系列保证。

但且不论质押股是否能出手以及堵上盛京银行325.95亿元的资金缺口，在出手成功之前盛京银行如何堵325.95亿元的窟窿保证自身运营不受影响才是关键。然而遗憾的是，盛京银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底气，具体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不良贷率高企不下，盛京银行的底子似乎并不完美。

除去上述股权对应资金若不能完全覆盖恒大集团的借款会影响不良率外，盛京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整体本就呈现偏高的态势。

综合近4年财报信息来看，2018年至2021年期间，盛京银行不良贷款率从1.71%上涨到3.28%。截至2022年6月末，盛京银行不良率为3.26%，高于城商行不良率平均值1.37个百分点。

其中占大头的自然是房地产业，贷款额增至791.09%，占总贷款的13.1%。盛京银行前十大客户中仍有4名属于房地产业，“尾大不掉”的困扰或仍在持续困扰盛京银行。

2.盛京银行的业绩本就呈整体下滑态势，营收净利双降的业绩表现或已说明盛京银行并不具备抗房地产周期的能力。

自2019年以32.2421%的创纪录涨幅，首次突破200亿元营收大关实现总营收210.07亿元后，盛京银行就开始走“下坡路”。先是2020年暴跌22.5658%，全年营收降至162.67亿元，到了2021年再度下跌4.9192%，总营收只剩154.67亿元。

与之相应的，盛京银行的净利润在经历过2018年32.3393%的短暂下滑后，在2019年以6.1323%的涨幅，稳定在了54.43亿元。然而2020年盛京银行净利润暴跌77.8849%，“腰斩”般缩水至12.04亿元，2021年进一步下跌66.6084%，仅剩4.02亿元。

对比2022年上半年营收利润双降的趋势，盛京银行不仅没能止住持续两年的颓势，甚至还有进一步衰退的迹象。这一表现与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城商行在房地产业下行后的处境大体一致，这或许说明盛京银行并不具备逆房地产周期的能力。

这从盛京银行在2022年中报中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盛京银行将业绩下滑主要归咎于政策和市场利率下行、同业竞争加剧，以及优化资产结构和贷款投向等综合因素，其中资产结构和贷款投向优化主体指的主要是房地产。

2021年一季度以恒大为首的房地产暴雷，而到了2022年上半年，盛京银行仍深受房地产之害，这不免让人质疑盛京银行能否还能在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抢占先机。

纵观当下的银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等因素的确影响甚大，整个行业都在面临着大环境的优胜劣汰，城商行群体中更是进入了洗牌阶段。盛京银行如若不能尽快解决不良资产的拖累，扭转消费金融业务的困局，寻找更有效的现金流增长业务渠道，又如何赢得投资人与广大储户的心？

声明：本文仅作交流，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