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没想到，小小的芯片，撬翻了整个“中兴”。
2011年，即将退休的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接受《财经》采访时坦言：企业要想往前走、不掉队，最重要的不是突然性的成功，而是在重要节点上不要有失误。
6月20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法案，重新对中兴通讯实施禁售令，新禁令下，中兴通讯依旧被禁止从美国购买任何硬件组件和软件。
这个节点，是侯为贵意想不到的失误。
1
“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结果就会不一样么？”
1942年，侯为贵出生在陕西西安，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谦逊，爱学习，从南昌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西安一所中专学校任教。
彼时改革开放初期，通信是公认的经济建设的基础产业。不少“学校转企业”，侯为贵教书的学校成了航天部设在西安的691厂，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了技术骨干。
80年代初期，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要求691厂跟进研究芯片即半导体技术。十几年扎根芯片技术工作，侯为贵一直都是691厂的技术科长，是公认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
对于芯片的重要性和研发难度，侯为贵自然心知肚明。
1981年，国内芯片的研究尚在蒙昧，侯为贵被选派去美国引进技术和设备。
彼时美国正大步向信息大国迈进，掘金热早已转变为“芯片热”。
这股春风成功俘获了侯为贵的心。
迎着国内改革开放的热潮，侯为贵一回国便说服领导，全身心踏进了技术创业的时代洪流。
1985年，侯为贵成立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691厂占股66%，公司坚定走微电子产业生产之路。
可是，研发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燃烧烧钱。背负企业存活压力的侯为贵下不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当时，国内的电信领域还一直被国际巨头垄断，电信网建设受制于人，侯为贵看到了曲线救国的希望。
暂时搁置芯片之梦，全力研发通信设备制造。
1989年，中兴研发出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解决了电信网建设中关键的用户线接入、中继接续、计费、设备管理等问题。这一项研究也扭转了我国电信网现代化建设受制于人的被动状态。
于是，中兴以技术为起点，走了上电信设备行业。被搁置的芯片，坚持向中兴招手。
2
“命运在你要走的路上狠推了一把，究竟是好是坏？”
中兴的通信设备制造之路走得十分顺畅，即使在众多企业厂商纷纷不看好无线通信技术CDMA，侯为贵也敢单独押注并进行大规模投资，他的果断帮助中兴在电信行业站稳了脚跟。
此时，继续研发芯片的想法一直在侯为贵的脑海中徘徊。
心动不如行动。2000年，中兴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中兴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全力进行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
踌躇满志的侯为贵将中兴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扑在芯片，只是，燃烧金钱也烧不出完美的芯片性能，聚集研发精力也聚不起合格的芯片品质。
技术老炮儿侯为贵被这小小的芯片难住了，开始怀疑自己在691厂的专家称号是否真实。
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承载着上亿个晶体管，每一步都需要精雕细琢，每一个晶体管都能产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性能和品质。这个“All in”的决心，在当时的环境中变得不堪一击。
芯片的城墙坚固得可怕，墙外的人观望了20多年，也看不到希望。
“与其浪费时间在研发上，还不如研究一下匹配芯片的算法和软件，至少能看到努力的成果。” 很多国内企业开始依赖进口，以建立与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来拓展市场。
侯为贵的背后出现了一双用力的手，一把推着他走向手机市场。
当时，日产小灵通进入国内不受待见，所有的企业和专家都认为小灵通技术低端，华为的任正非更是断言，小灵通5年后必会淘汰。
侯为贵的心思刚从芯片重创中往回收，急需调整步伐，便全力往小灵通上押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小灵通的一次成功押注直接奠定了中兴在手机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
所思所想求之不得，芯片的研究再一次旁落。有心人在一旁正蓄势待发。
3
“做了这么多次选择，只有在芯片上栽了跟头。”
已经耳顺之年的侯为贵，渐渐放下对芯片的执念，当初在美国受到的技术震撼也在时光的挑拣下有意遗忘。
即使到了新世纪，中兴的贸易拓展到了海外，有了深处接触美国芯片科技的机会，但当年的“All in芯片”已经是中兴人心中的一根刺，没有人愿意多费精力，燃烧无谓的金钱。
对芯片失去了执着的中兴，开始付出“成本”。
竞争对手华为突然迎头超越，外界的言论也在一边倒地唱衰中兴的缺“芯”战略。
恍惚间，中兴似乎提前进入了“中年危机”。
通信行业上的竞争何尝不是喋血的战争，市场份额接连被抢占，中兴即使想要依靠芯片取胜，也已经失去了最佳机会，企业生存成了中兴最大的问题。
直到2015年，中兴成立的30周年，中兴终于喘匀了气。
当初说着不能在重要节点上失误的侯为贵，开始反思自己，想起那念念不得的“白月光”，在退休之际，他决定再试一试研发芯片。
只是，这一次，美国已经撕下了那张合作共赢的笑脸了。
侯为贵心里一直悬着研究芯片的大石头，以他想不到的方式落了地。
中兴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可能只有被遗落多次的小小的“芯片”才能解答了。
